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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May 28, 2015

基督徒的生態職責/ 柯志明教授

基督徒的生態職責

柯志明 
20150410大肚山研經室


*The Care of Creation: Focusing Concern and Action 中文版 《關顧受造世界:基督教對環境的關懷與行動》(新北市:聖經資源中心,2015)序

        自十九世紀以來,基督信仰在生態思想史上幾乎一直無法擺脫被污名化與抹黑的命運,而且愈來愈強烈,最後在叛逆的1960年代達到高峰。1967年美國中世紀史學家Lynn White Jr.定調:基督信仰是今日生態危機的歷史根源(其實這論調早在1890年代就被Edward Payson Evans大力倡說過了)。此後,基督信仰反生態且造成生態危機已然成了今日生態學界的基調,以致想護衛生態環境的人似乎都有反基督教傾向。1977年美國堪薩斯大學(University of Kansas)著名的環境史教授Donald Worster出版了他的名著《自然的經濟:生態觀念史》(Nature's Economy: A History of Ecological Ideas, 1977),此書就是以貶抑基督信仰而高揚當代生態意識之基調寫成的,閱讀本書除了可得十八世紀以來生態思想發展的一些相關知識外,更對基督信仰「本質上」反生態與輕視自然留下深刻印象。因此,Lynn White的那篇小文章影響可謂不小,讓所有反基督信仰者甚或反西方文明者找到了今日生態災難的所謂「元凶」,並且為其罪行作了一個堂而皇之的「學術定讞」。
  很快地,這個「是基督教以及由之產生的西方文明造成當代生態災難」的論調在1980年代就由留美歸國學者在臺灣學界散播,「學術地」武裝了臺灣某些山林保育前鋒,使此輩與美國激進生態分子一樣,好以激切口氣批判基督信仰、西方科技文明與資本主義文化,為自然山林叫屈。不幸的是,連一些基督徒學者也在不同程度上應聲付和,這當然不表示White是對的,但卻表示許多所謂的基督徒學者與White一樣對基督信仰一知半解,對聖經望文生義,強為之解,實在可悲。
  但White的文章並非一無是處,至少他說人對待自然的態度反映著人有關自然的信仰,又認為只有宗教信仰而不是更多的科學技術才能解決當今的生態危機,並且他又認為還是要回到基督信仰本身才能從根解決這個危機。只可惜他要回歸的聖方濟被他認為是基督信仰「最激進」的「異端」,這暗示正統基督信仰還不是她自己造成之生態危機的解藥。我完全同意,只有真理的信仰才能解除今日的生態危機,我更完全相信只有建基於聖經的正統基督信仰是真理的信仰。

Monday, May 11, 2015

人的自由:其條件、現實與目的/ 柯志明教授

人的自由
其條件、現實與目的

柯志明
20150511 大肚山研經室



        人被造為自由的存有,不但具有思想、反思與自我決定的能力,也渴望不受限制地活著,因而現實上也要求享有自由行動的權利。沒有自由,人就不像人,只是東西,但人絕不只是東西。若非如此,人就寧願不要活。這就是美國建國政治家Patrick Henry會說「給我自由,或讓我死!」(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的因由。但由於人的敗壞、無德、邪惡,使得人的自由現實上成了罪惡最有效的工具以及最冠冕堂皇的藉口,以致於自由不但不是人享有最珍貴的特質,反而成了如Edmund Burke所言「一切可能罪惡中最大的罪惡」,牢牢地綑綁著人。因此,任何一個真心嚮往自由者都應誠實、勇敢、嚴肅地反省與批判自己現在所享有或渴望的是什麼自由,否則自由將可能只是更深地囚禁著靈魂之私慾的亮麗包裝。但人當追求與珍惜的不是私慾,而是能展現真理與各種價值的自由,也就是通往永恆的自由。

        1.基本上,人的自由有兩種;一是能選擇、決定、行動的意志自由;另一是不受外力(包括人、自然或超越者)限制的行動自由,在現代文化中這主要是指不被他人干預的「政治自由」或「社會自由」。Immanuel Kant稱前者為自由的「積極意義」,後者為自由的「消極意義」;Isaiah Berlin更在政治哲學上演繹自由的這兩種概念,稱前者為「積極的自由」(positive liberty),稱後者為「消極的自由」(negative liberty)。意志自由是人能自我決定的內在能力,行動自由則是人不被他者干預的外在狀態。前者與後者雖無必然關係,但卻具體相關。人的意志力愈強大,則通常他就能享有愈大的行動自由;相對地,人享有愈大的行動自由,則他的意志自由就愈能實現。因此,若人的意志弱小,則享有很大的行動自由也無太大意義;相對地,人若享有很小的行動自由,則強大的意志力也難以伸展。
        本性上,人都渴望更大的意志自由與行動自由,最好是能無限制地同時享有這兩種自由,可以隨心所欲,為所欲為。但古典自由主義或個人主義所激發的民主政治運動則更集中於追求更大的行動自由,極力限縮政府或他人干預個人自由的作為與權力。為了保障個人尊嚴與人性價值,這本理所當然。但為了反抗各種權力,現代社會不斷高舉個人自由並擴大其範圍,甚至到宣稱沒有任何權威或權力高於其上並不應受到任何外在約束的地步。
        今天,我們已在民主社會清楚看到,原本生發於基督信仰土壤的政治個人主義與古典自由主義現在已淪為唯我主義之自由論(或稱「唯自由論」),人們無限制地要求滿足自我各式各樣慾望的自由。這種極大化個人自由的後果之一,就是極力地抗拒一切權力、權威、規範、倫常、價值、真理,而把人帶到無休止的批判、解構、顛覆、反抗與衝突之中,誰也不服誰,使得民主社會變得虛弱、自由文化變得空洞,甚至到了無法察覺、防止、抵禦與對抗不斷壯大之邪惡勢力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