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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June 10, 2015

正義要求死刑/ 柯志明教授

正義要求死刑

柯志明
20150609 講於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



        反死刑基本上是二次大戰後從飽受法西斯獨裁政權荼毒的歐洲所吹起的人權浪潮。《歐盟基本權利憲章》(Charter of Fundamental Rights of the European Union)第一條明言「人的尊嚴不可觸犯,必須被尊重與護衛」,第二條隨即宣稱「1. 每個人都有生命權。2.無人應被判決或處以死刑」,因而所有歐盟國家都廢除死刑。這個反死刑浪潮很快地擴散到世界各國,死刑與反死刑的爭論也隨之而起,臺灣現在正處在這個浪潮帶來的爭論中。
        然而,雖然死刑應否存在或執行可以從多種角度辯論,但最根本的關鍵是死刑是否違反道德或不正義。歸納世界各國的死刑規定與執行情況無助於回答這個問題,反死刑的文化浪潮更不能證明死刑不正義,何況浪潮來來去去。究極而言,除非我們能根本地釐清法律及刑罰的根據、原理與目的,否則我們無法確立死刑是否為一種正義的刑罰並決定其存廢。因此,後設地思想法律與刑罰之基礎與原理才有助於根本地確定死刑的正當性與存廢,而這正是哲學家的職責。
        2010年5月30日在一個有關死刑的座談會上,我曾以一篇〈死刑不合理嗎?〉的發言稿(已收入我在2013年出版的《胎兒與死刑犯》中)對此爭議表達過簡要看法。在此,我仍要申論與辯護我對死刑的基本觀點,即:雖然現實上死刑的執行有許多問題、缺陷甚至不義,但死刑本身無不合理;不但如此,死刑是正義的要求。

死刑個案不正義不能否定死刑為正義的刑罰
           1.現實言之,刑罰都是實用的,為了遏止罪惡,維持社會秩序,安撫民心,促進社會共同利益,等等。但是,有實用價值的刑罰未必合乎正義,如不合比例原則的酷刑或許能有效遏止犯罪、維持社會秩序,但卻違反正義。只有不違反道德的刑罰才可能是正義的,也才具有正當性,因而刑罰的實用價值必須以不違反道德為要件。據此,不正義的刑罰就應當廢除或改善,即便它有實用價值。
    就此而言,廢除刑罰可以有多種理由(如執行極困難或不可能、文化風俗改變等),但最根本的理由是它不正義。一旦我們能明確指出某刑罰不正義,那麼該刑罰就必須被廢除或改善;反之,若無法明確指出刑罰不正義,那麼要求必須廢除某刑罰就不合理,也不應該。因此,爭論死刑存廢與否,其根本焦點在於它是否不正義;是則當廢除,否則可存在。
        須先提醒,討論死刑是否不正義不是針對每個死刑案例,而是針對作為一種刑罰的死刑本身。個別死刑的執行是否正義與死刑本身正義與否無關。不正義地執行個別死刑個案不能否定死刑本身合乎正義,正如任何不正義執法不能否定法本身的正當性一樣。因此,以死刑在現實執行上有種種缺陷、困難甚至不正義作為否定死刑本身的正當性並不成立。如果因死刑在執行上有缺陷、困難或不正義就要求廢除死刑,按相同邏輯,則所有刑罰恐怕都當廢除,因為所有刑罰的執行都有缺陷、困難與不正義的可能性。這明顯不合理。現實執法的問題只能作為改善執法的理由,而不能作為廢除法律的根據。 
        總之,法不同於法實踐,法實踐有問題不必然是法的問題;法的問題要根據法理解決,而不是根據法實踐;法實踐可以是修法的原因,但不足以成為其理由。

報應是刑罰的正義要求
        2.基本上,刑罰是對罪行的公共報應,亦即透過公權力使罪犯因其罪行而得到傷害性的回報。相對於獎賞使受奬賞者快樂、受益、榮譽,刑罰本質上必須造成受刑者的傷害、利益損失與毀譽;若非如此,刑罰就失去意義。使所有受刑人都渴望並快樂享受的「刑罰」本質上不是刑罰。
        刑罰當然具有實用價值,但更重要地,它是正義的要求。刑罰的根本目的不在於使罪犯不再犯罪(嚇阻論),不在於重建罪犯的人格(重建論),也不在於修復罪犯與受害社群間的關係(修復式正義),因這全都無必然性。刑罰或許可以產生這些價值,甚至也可以積極產生這些價值,但這都與刑罰本身之正當性不相干。基本上,以與罪行本身無必然性的理由作為刑罰的根據並無正當性。
        刑罰的正當性只在於罪行應得的相稱報應(retribution),以此顯示行為之罪惡以及罪犯應負的責任。這裡預認了「責任」(responsibility)「回報」(desert)兩個基本道德信念:(1)人必須為其行為負責,也就是必須接受因其行為所帶來的責求與所應付的代價;(2)行為應得其相稱的回報。任何行為都要求負責與回報,因而罪行本身即要求刑罰罪犯。
        行為的回報是行為之道德性的標誌,即善應被視為善,惡應被視為惡,並且善應以善待之,惡應以惡待之。因此,雖然人行善是義務,不應以善報作為行善的動機,但是善行得到善報則是應該的;相同地,人不行惡不應以不受惡報為動機,但惡行得到惡報則是應該的。如果一個社會不以善待善或以惡待惡,反而以善報惡或以惡報善,則這是一個不道德的社會,也就是不公義的社會。
        此外,報應除了必須回應行為的善惡之外,也必須符合善惡的類型與程度,也就是合乎平等(equality)與比例(proportion)原則。例如,蓄意殺人與過失殺人是不同類型的殺人,偷竊與強姦為不同的罪行,故刑罰不應相同;打死人與打傷人的傷害程度不同,刑罰也不應相等,等等。因此,刑罰必須平等地相稱其罪行之類型與大小,因而有罪則有罰,罪有別則罰有別,大罪則大罰,小罪則小罰。有罪卻不罰,無罪卻有罰,罪有別卻罰無別,罪無別卻罰有別,大罪卻小罰,小罪卻大罰,都違反平等與比例原則,因而不正義。

唯有死刑才能相稱地報應惡意謀殺人命的罪行
         3.據此,有沒有一種罪行大到必須以取消罪犯的生命作為報應?有。任何蓄意謀殺人命或故意毀滅性地傷害人命的罪行都應當以殺死罪犯作為報應,因為只有取消殺人犯的生命才能相稱地回報他殺人或毀人性命的惡行。具體的殺人應有種種不同的原因、處境與脈絡,因而得以不同案情量刑並決定是否當判死刑。但是蓄意或惡意謀殺無辜人命者,則必須判死刑以報應其罪行,並示其罪刑之重大與邪惡。
        正是透過死刑,社會清楚宣告人命之重大價值與不可觸犯,以致於凡謀殺人命者都必須以付上其生命為代價。不判殺人犯死刑也就是間接表明被謀殺者的生命與謀殺者的生命不等值甚至更沒價值,也就是,一個無故被殺者的生命不值得以謀殺他者的罪犯生命作為報應;換言之,一個殺人犯的生命還比一個無辜被謀殺者的生命更有被保護或存留的價值。這顯然違反刑罰的平等原則,因而是不正義的,也等於公開宣告人的生命不但沒有最高價值,甚至不值得以一個殺人犯的生命為代價護衛。這明顯是對清白無辜之生命的貶抑與踐踏。
        廢除死刑者認為人的生命無價,無人有權剝奪包括所有罪犯在內的任何人的生命,因此,雖然殺人犯殺了人,但他的生命也絕對不應被剝奪。然而,如果人的生命絕對不可被剝奪,那麼,已經剝奪了「絕對不可被剝奪之生命」的罪犯應如何刑罰他?什麼刑罰才能相稱地報應其剝奪了「絕對不可剝奪之生命」的罪行之邪惡與重大?除非我們不認同刑罰的平等與比例原則,否則我們必須承認只有以取消罪犯的生命才能在最低限度上滿足刑罰其殺人罪行的報應。
        注意,我們說「最低限度」,因為一個殺人犯的有罪生命與被謀殺者的無辜生命甚至美德生命並不相稱,但取消罪犯生命卻是最基本的正義要求,唯有如此才能表明生命具有唯獨生命才足以相稱報償的重大價值。更重要地,我們要特別強調,即便處死罪犯也不足以使罪犯為其殺人的罪行負相稱的責任,因為人被殺死是現實上不可逆、不可彌補、不可修復的毀滅性傷害(基本上,人都無法為其惡行負完全的責任,因為人無能於完全彌補或修復惡行所造成的損失)。因此,死刑基本上不是為了彌補、修復殺人罪行,甚至也不是為了殺人罪行負責,而是為了使死刑犯得當得的報應以顯明其罪行的程度以及應受保護之生命的重大價值。
        很清楚,死刑不但沒有輕視人的生命並觸犯人的生命權,相反地,只有死刑才清楚表明人的生命不可觸犯的價值,也只有死刑才真正肯定與護衛人的生命權。據此而言,廢除死刑才是輕視生命的表現,因為它保護一個已然惡意殺害人的罪犯而宣稱殺人犯有不必為其殺人惡行付上生命代價的權利。

社會環境與人格心理不是刑罰的主要根據
        4.正義的回應對象必須是自由的行為者,而不是其他人或社會。據此,正義必須根據行為者的行為具體而直接地展現在行為者身上以回應他的行為,也就是回報其行為的善惡。因此,正義刑罰的根據必然在於罪行本身,而不在於引生罪行的可能因素或罪行所產生的可能後果。罪行與刑罰之間必須具有必然性,即罪行當合乎比例地受罰,唯其如此刑罰才符合正義。
        常識與德性倫理(virtue ethics)都認定罪行與人格心理狀態有關,什麼人格就容易做出或就是會做出什麼行為,無德或心理不健全的人就是容易或會為惡犯罪。這很合理,但卻無必然性。一個人究竟具有什麼人格心理很難精確斷定,而人格心理與某項行為之間又具有什麼因果關係則更難確定。因此,人格心理可作為量刑的參考,但不應成為主要根據。
        一樣,環境與刑罰之間也無必然性,因為罪行與環境之間的因果關係是或然與不確定的。無人能明確指出罪行與環境之間的必然因果關係,而刑罰不能建立在不確定的推測與因果關係上,否則就違反正義,因而環境不應成為量刑的主要根據。當然,在合理而可理解與設想的範圍內,罪行的可能前因與後果可作為量刑的參考,但絕不應作為裁決刑罰的主要根據。
        總之,罪行的反道德價值是客觀的,不受人格心理或社會環境影響;例如,謀殺就是謀殺,無論誰做的,也無論在什麼社會環境中做的,謀殺就是客觀的道德惡,謀殺者都當為此負責並得相稱的回報。以人格心理或社會為罪犯辯護之正當性有限,罪行之客觀性與嚴重性並不因此而減輕,罪犯之罪責與報應也不因此而消失。因此,人格心理或社會環境都不足以成為反對判處死刑的理由,更不足以作為廢除死刑的理由。

終身監禁並不更尊重生命權
        5.許多廢除死刑者主張以終身監禁取代死刑,以為如此就更尊重人不可剝奪的生命權。但終身監禁表明什麼刑罰意義?為什麼終身監禁就比死刑更表示尊重罪犯的生命權?一個終身都必須被關在監獄裡的人的生命權意味著什麼?不容許人自由展現生命之可能性的生命權意味著什麼?這種生命權有什麼意義?如果生命權在於保障生命本身的價值,那麼為什麼不是所有生命都享有相同的生命權?顯然,不是所有生命都應享有相同的生命權,因為生命的價值地位不同,如人的生命權不同於豬的生命權(如果有的話)。人的生命權就是為了保障人的生命之獨特價值。若然,人的生命權就不只是為了保障人的生命之單純存在而已,更是為了保障人的生命有得以展現其獨特人性價值的機會。因此,如果人不但不能展現人的獨特人性價值,反而違反人性地活著,那麼他就不應享有人應享有的生命權,生命權對他就無意義。
        因此,生命權之所以有意義是因為它保障人可以自由地展現其自我並人性各種美善價值的可能性,因為生命的價值就在於它能自由地展現其各種人性美善價值之可能性。生命的存在當然是生命得以展現各種美善可能性的必要條件,無生命則生命的美善就不可能展現。但,須注意,生命存在不是生命得以展現各種價值的充分條件,因而不是所有生命現實上都體現美善價值;相反,許多生命不但不展現美善價值,反而不斷傷害或毀滅美善價值。因此,當一個人的生命存在不在於展現人性美善價值之可能性,而在於毀滅人性美善價值及其展現的可能性時,則這種人就沒有資格享有生命權,對人而言他的生命就不值得存在,甚至應當被結束。
        因此,如果法律沒有結束人生命的權利,為什麼又有限制人終身不得自由展現生命可能性的權利?無權結束人的生命,但卻又有權決定一個人必須與社會隔絕而終身囚禁在監獄裡的根據是什麼?我們認為,就自由展現人性之可能性的角度說,法律若無結束人命的權利,法律也必沒有終身囚禁人不得令其自由活動以展現人性可能性的權利;反過來說,如果法律有權終身監禁一個罪犯,法律也就有權結束他的生命。

人的生命權不是絕對的
        6.但更核心的問題是,為什麼一個惡性重大的罪犯還能享有生命權?如果連一個殺人犯都享有不可被剝奪生命的權利,那麼生命權意味著什麼?生命權是指生命不可被任意剝奪與傷害的權利,還是指生命絕對不可被剝奪與傷害的權利?若是前者,則生命權是有條件的;據此,生命權是保護生命免於被無故剝奪與傷害,而不是保護生命絕對不可被剝奪與傷害。若是後者,則生命權是無條件的;據此,生命無論如何都絕對不可被剝奪與傷害。
        如果生命權是絕對的,那麼任何形式的殺人都當絕對被禁止。但這顯然不合理。在我們或任何無辜者的生命遭受致命攻擊時,我們有權保護自己與無辜者的生命免於被殺害,以致於必要時可殺死攻擊者。殺死攻擊者的目的不在於否定攻擊者作為一個人的生命自身,而在於否定一個要否定人的生命的謀殺者,也就是要保護被無故否定的生命。據此,任何肯定人之生命者必然肯定人可在被無故攻擊時反擊攻擊者,甚至奪其生命。因此,絕對禁止被攻擊者不得殺死攻擊者明顯不合理與不道德,且與生命權矛盾──生命權利就是為了保護包括自己在內的個人生命而被賦予的權利。
        如果人可在被無故攻擊時殺死攻擊者,那麼這就表示人的生命權不是絕對的,而是有條件的,至少在人無故要殺人時其生命權就可被否定。否定人有權殺死惡意殺害人與肯定人有生命權是矛盾的,因為絕對地肯定或維護殺人者的生命就是在肯定那個否定著人生命的罪惡生命,而這根本上就是在否定人(任何可能被殺害者)的生命。如果人的生命權不是絕對的,那麼殺死殺人犯就是被容許的,也是應該的,因而死刑就是容許的,也是應該的。
        就此而言,死刑其實可視為社會的一種自我防衛。當社會被某個或某些人致命地威脅或攻擊時,社會就可為了自保而殺死威脅者與攻擊者,戰爭與死刑都如此。殺死致命威脅或攻擊社會者的社會自我防衛表明社會整體與其中的人不可被任意殺害,總之,自我防衛正是肯定人之生命價值的重要方式。在這個意義上,否定死刑之正當性就是否定社會集體自我防衛的正當性。

刑罰都有嚇阻的功能
        7.現實言之,刑罰的重大價值之一就在於嚇阻犯罪,使人因必須付上刑罰的代價而約束自己不敢犯罪,以此減少罪惡及其帶來的傷害。然而,嚇阻之所以有價值不在於嚇阻本身而是它的效果,即遏止人不做傷害他人或社會的事;而使用恰當的手段遏止人不犯罪是良善的,有益於個人與社會,因此,刑罰的嚇阻功能本具道德價值。
        但刑罰必須以正義為條件,因而其嚇阻不可違反正義。嚇阻不應無限制,以致於變成威脅恐嚇;一旦刑罰變成威脅恐嚇,它就必定成了純然的統治工具而無正義價值。況且刑罰嚇阻的價值不只在於使人不敢犯罪,更在於使人由此認知不容許人任意觸犯的法的客觀力量以及其所要維護的價值。
        常識清楚告訴我們,刑罰明顯具有嚇阻效果,因人本性上都不愛甚至懼怕傷害。因此,與所有刑罰一樣,死刑當然有嚇阻功能與效果;雖未必能嚇阻所有殺人犯,但卻可嚇阻那些能被嚇阻的潛在有殺人意圖或傾向的人。說刑罰或死刑無嚇阻效果毫無根據,也不合常識。廢除死刑者常說,如果死刑有嚇阻功能,為什麼還是有人繼續會殺人?為什麼犯死刑重罪者從未斷絕?在有死刑的情況下,仍有人繼續殺人、犯死刑重罪,可見死刑並無嚇阻效果。這明顯是謬論。仍有人繼續犯死刑重罪不足以反證死刑無嚇阻效果,只可斷定有人不在乎死刑或死刑無法完全阻止人犯死刑重罪而已;但有人不在乎死刑或死刑無法完全阻止人犯死刑重罪不表示死刑沒有嚇阻效果,不表示不會有人因會被判死刑之故而不敢犯死刑重罪;反之,我們更可據此宣稱:有死刑,都仍然有人會犯死刑重罪,因而若沒有死刑,則可合理推測會有更多人犯死刑重罪。
        在我看來,除非人不在乎生命,不在乎生命的自由、幸福、價值與意義,或生命充滿絕望與虛無,否則人都必有感於刑罰的嚇阻性,也必盡力不觸犯刑罰而躱避其傷害(其實,罪犯會逃亡就是最好的明證)。退而言之,如果一個人完全不在乎刑罰也無感於其嚇阻而一味地傷害人與殺人,那麼這個人就不值得存在於人類社群中,因為他的行為表明他已無人性,而更具魔性或野性;既然不具人性,也就不宜待之以人,以致於我們可以像對待野獸這樣的非人類存有那樣對待他,包含必要時可消烕他。如此一來,死刑不但不應廢除,反而更為人類社群所需要。

國家有設立並執行死刑的權利
        8.死刑是國家根據法律所執行的公共刑罰,而不是私刑或私人報復。但廢除死刑者常說,國家沒有剝奪其公民生命的權利。若然,國家又為什麼有訂定刑罰並刑罰其國民的權利?國家刑罰罪犯的權利當然根據法律,因此,除非法律沒有死刑這項刑罰,否則國家當然有根據法律處以罪犯死刑的權利。要否定國家有處死罪犯的權利,就得先否定死刑這項刑罰規定;但要否定死刑,就得先論證死刑不道德與不正義。
        就民主國家而言,根據民主原理,否定國家有權處死罪犯,就是否定人民有權以死亡回報罪犯,因為統治者的治權來自於人民,也根據代表人民的立法者所立之法施行統治,因而否定國家「本性上」(in nature)有剝奪人民生命的權利就是否定人「先天」(a priori)有取消他人生命的權利。但如前所述,人先天有權在必要時結束他人的生命。因此,按民主原理,宣稱國家無權剝奪人民生命的權利並無根據,除非先立法廢除死刑,並明確證成人民在任何情況下都無權結束別人的生命。
        然而,宣稱人民在任何情況下都無權結束別人生命明顯與人民有推翻政府的革命權利相抵觸。如果人民在極端的情況下有以武力推翻邪惡政府的革命權利,那麼人民就享有在必要時可結束他人生命的權利,因為武力革命蘊涵殺人的可能性。認同人民於必要時有以武力推翻政府(即判政府死刑)的革命權利,也就是認同人民有結束他人生命的權利。認定在任何情況下都無權殺人其實就是否定人民有進行武力革命的權利,但真正建立在個人權利之上的民主政治無法否定人民有武力革命的權利。因此,死刑不但未違反民主原理,而且是民主所蘊涵的人民權利以致於是民主國家可容許的一種刑罰。

正義報應限制不義報復但也滿足報復情感
        9.退而言之,如果國家沒有處死罪犯的權利,或國家不容許判殺人犯死刑,那麼人民為什麼沒有為被謀殺者伸張正義而殺死殺人犯的權利?如果被殺是殺人犯當得的相稱報應,那麼國家不容許殺人犯被殺就是阻止殺人犯得應得的報應,其實也就是在保護殺人犯。當國家無能保護無辜受害者,也無能彌補個人、家庭甚至社群因其所愛之成員被謀殺而帶來的種種傷害,而又不容許人民自行伸張正義或彌補傷害時,國家顯然就不是一個能主持正義的權力體。此時,國家之公權力必被藐視,也難以阻止人民以自己的方式伸張正義,國家因而很難不因人民自行尋求正義之自力救濟而陷入彼此傷害與殺戮的混亂中。
        私刑之所以被禁止,乃因私刑難以公正地對待罪犯,常誤判罪犯、牽連無辜或因濃重仇恨之故而行刑太過,以致於刑罰不但極難合乎正義,反而造更大的罪惡,並引生冤冤相報的悲劇。公共審判與刑罰的目的就是為了正義地審判並刑罰罪犯,以避免私刑之惡。然而,當國家反而不能正義地刑罰罪犯時,私刑就難以杜絕,即人民就很難不自行伸張正義。歷史至今都一直為此作證。  
        確實,報應(retribution)不是報復(revenge)。刑罰是為了正義地報應罪犯,而不是為了滿足受害者或社會大眾對罪犯的報復心或仇恨情感。我們可期待報應,但不應激發報復,反而應加以限制。報應是人當得的行為回報,而報復常流於漫無節制的仇恨激情。然而,報復是天生人性,因為人必因被傷害而傷痛,以致於要傷害者付出代價。因此,除非正義地報應罪犯,否則不可能消除人(尤其受害者及其相關的社群)對罪犯的報復心。根本言之,對罪惡的報復可以超越但無法否定;超越不是否定,而是將之置於更高的正義境域(horizon of justice)中,交給更高的審判者。這就是宗教信徒能忍受人間諸罪惡的原因,因為他們相信人終究逃避不了超越者的公義審判與報應。
        因此,廢除死刑者責備支持死刑者充滿報復心、喪失理性、無現代文明與人權素養等等,這並不合理,他們要求人不可有報復情感更違反人性。為什麼人不可對罪犯有報復心?為什麼受害者不可仇恨加害者並懷有報復心?對謀殺犯懷有報復心,憎惡他們的罪行、殘暴與邪惡,因而深切期待他們能得報應,這有何不合理?根據什麼?在我看來,要求人對凶殘的殺人犯不得有仇恨與報復心,乃現代人權主義者違反人性的空話。除非沒有人性與基本道德情感,否則人不可能對殺人犯沒有仇恨與報復心。關鍵不是人對罪犯有仇恨與報復心,而是仇恨應受限制而報復不得踰越報應正義(retributive justice)。就此而言,刑罰可滿足人對罪犯的報復心乃合情合理,雖然這不應成為它的主要根據與目的。

天國法則不宜強行於人間
        10.總之,廢除死刑的根本理由必須是死刑不正義。但我們認為,作為一種刑罰,死刑本質上無不正義,不但如此,死刑更是道德與正義的要求,因為有些罪行之邪惡與嚴重大到只有以取消罪犯的生命才足以相稱地報應。
        既然死刑合乎正義,因而我們當做的就是改善死刑的執行,而不是廢除死刑。因此,肯定死刑絕不意味著我們認同所有現實的死刑法律、個案與執行。現實的死刑法律、個案與執行確實常有可議甚至不正義之處,因而需要反省、批判與改善,使死刑的法律規定合乎正義,也使死刑的審判與執行更加嚴格、完備、公平。雖然我們知道刑罰要完全合乎正義是一種難以達到的理想,但任何追求正義的法律體系都應不斷反省、批判、修改包括死刑在內的刑罰規定,使刑罰能更合乎正義地執行。就死刑而言,什麼罪應處以死刑確實值得辯論,這裡應容許人間的法律系統不斷調整以趨近完全正義。但不能精確而完美地提出滿足一切現實死刑個案的量刑原則不意味著死刑「原則上」不成立。在我看來,死刑的關鍵問題不是死刑本身是否成立,而是死刑如何能合乎正義地具體執行到現實個案中,也就是哪些罪行應處以死刑又應如何行刑。
        確實,歷史清楚表明,因國家之惡,死刑確實常被統治者利用為統治工具,藉由死刑濫殺無辜、殘害義人、迫害異己。對此,我們必須以公義回擊,盡所能力限制統治者的權力,必要時甚至剝奪其統治權,也就是判之「死刑」,對,歷史告訴我們只有「死刑」能徹底結束這種殘害人命之邪惡政權,如此才是正義的表現。因此,人民在政治上既然享有結束惡政權的權利,人民在法律上當然也享有結束重罪犯生命的權利。
        最後,我們當然盼望人間不要有死刑,甚至盼望人間刑罰最好備而不用,我們也當然盼望人人都能不相互傷害、彼此相愛、彼此饒恕。但地上國不是天國,因此,我們不應將天國法則明訂為地上國法律而強行於人間,否則人間不但不能上昇為天國,反而更可能加速沉淪為地獄。我們必須沉重卻現實地說,只要人間有人殺人,那麼殺死殺人的人就免不了;只要人間有惡性重大的殺人犯,死刑就是應當也是必要的。這是正義的要求,充滿罪惡的人間需要這樣的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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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comments:

  1. a very convincing argu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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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謝謝柯教授鞭辟入裡的真知灼見,令人茅塞頓開,更能堅定捍衛死刑必要性之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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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謝謝耐心閱讀。
      讓我們一起以冷靜說理取代並抗拒激情的意識形態叫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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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能否借分享,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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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非常歡迎分享文章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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